张尧学的高职教育理念
（张尧学，教育部高教司原司长，现任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办公室主任）
一、“1221”高职教育模式
1．第一个1是一个开放的、汇集使用各种资源的开放平台。
2．第一个2是两个系统。一个系统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系统。再一个系统是要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知识的培养系统。
3．第二个2是两个证明学生能力和水平的证书。一个是学历证（今后还有学位证），二是职业资格证。
4．第二个1是要把学校办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培训基地。既是终身培训基地，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基地。
二、一些重要的观点：（摘自《中国青年报》2009年7月13日)
1．不要陶醉于这几年扩招使高职教育在规模上已成为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我们不要太在意数量的扩大，更要注意质量的提高。
2．不要动不动就拿外国的职业教育来和中国比，也不要动不动就生搬硬套国外的经验。美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的职业教育做得很有特色，但是，他们的职业教育毕竟不是我们国家的。“我们需要把国外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
3．我不同意时下流行的“职教集团”办学模式的提法。一个高职院校要有很多行业、企业来支持，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平台。“集团要办实，就要封闭，如果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为什么还要叫集团呢？”
4．不赞成职业教育要培养“双师型”教师的提法，而主张建立“双师型”结构的师资队伍。我认为，一个好的理论课教师不可能在技能上再有大的突破，反之亦然。因为，一个人的心智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兼有。因此在职业院校，既要有一定比例的理论型教师，也要有一定比例的技能型教师，并且这部分教师最好来自企业，是兼职。
5．不主张加大投入就是要钱买设备。设备这玩意儿，买了就过时，因为技术总是在不断发展的，同时也是无底洞，花多少才算个头儿？好的做法是和企业深度结合，由企业提供最先进的设备让学生使用，学校为企业培养适用的人才，这样才能形成良性的循环。
6．做教育，就不能不搞评估，关键是采取什么样的方法进行评估。通过考核学校工学结合、产学合作、校企合作这样一个“指挥棒”，可以促进高职教育的深度改革。
教育部高教司张尧学司长
在“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讲座”上的讲话
摘自（中国高职高专教育网高等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讲座网上文字直播平台）
今天是一个座谈会，我也非常荣幸、非常高兴能够在这里和大家交流一下我个人关于我国高等职业教育改革和发展的一些思路和想法。我可能很快就要离开这个岗位了，这也是我在高教司司长任上的最后一次讲话，我对高职是非常热爱，也有非常深厚的感情，毕竟我们一起战斗了八年的时间，一起开创了这样一个高等职业教育的可喜局面。
今天，我是想首先回顾并总结一下高等职业教育这几年取得的成绩，然后也想分析一下我们能够取得这些成绩的原因。同时，我也想谈一点我个人从管理角度看到的我们发展到今天，高等职业教育仍然存在的一些需要克服或解决的问题，也想谈一点如何解决这些问题的措施和建议。
首先我谈一谈关于高职教育这几年取得成绩的看法。
我认为，这几年最主要的第一条成绩不是扩招，我们讲职业教育的时候总是愿意说我们的学生数从多少到多少，长了多少倍，学习量的增加是广泛的，难的是内涵的增长。最大的成绩是我们通过这几年的摸索，通过示范性高职建设等，探索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的新模式，这就是产学合作、工学结合。具体怎么进行产学合作和工学结合？我们也是从各个高职院校的实践中得到启发，经过同志们和专家们反复商量，也就是这种“1221”模式，我们走出了这么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发展之路，而且这个路还在继续坚定不移的走下去。
为什么要加“中国国情”？有的人认为“国情”、“特色”这些词是虚的，我觉得是实的，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实际情况，比如美国、德国、澳大利亚，我们都去看他们的职业教育，但是它们的职业教育是不可能生搬硬套到我们国家的，这正如当年的马克思不能直接套用在中国的现实社会一样。我们需要把国外的好的经验、好的做法和中国的现实结合起来，就要了解中国的国情。
我觉得中国的国情有几个非常重要的方面，第一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无论搞经济也好，搞教育也好，大学教育也好，高职教育也好，我们的高等教育法规定，学校是党委领导下的学校，所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必须在党的领导下进行，都必须按照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才能进行。
另外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是一个孔孟文化和老庄文化世世代代延续下来的国家，孔孟文化和老庄文化有什么不一样？我觉得是一个很和谐的事情，孔孟讲究的是处世之道，讲究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老庄文化讲究的是随遇而安，尊重事物本身的变化规律。有一个很有名的故事，叫做庄周梦蝶，庄周在睡梦中梦到了蝴蝶，醒过来之后不明白到底自己是庄周还是蝴蝶。后来想明白了，不管是什么，随遇而安吧。这说明，你要是竞争失败，反而有可能找到你的位置。在这种文化下，我们的文明表现为非常勇敢、非常能够吃苦，说这个很有意思。我到罗马尼亚访问，它们说这个中国文化和其他国家的区别在哪里。我们想说“既勤劳又勇敢的罗马尼亚人民”，他们说罗马尼亚人民既不勤劳也勇敢，我们的土地形状像一只公鸡。他们说，上帝当初分土地的时候，罗马尼亚人民在睡觉，等醒来的时候去找上帝问我们的土地在哪儿？上帝说分完了，那怎么办？上帝说，哎呀，我的身下还有一块土地，给你们吧。这块土地很肥沃，种一年收三年，所以他们比较注重享受生活。这个故事是开玩笑，但是反映了不同的国家、不同的人民的勤劳程度、忍耐程度，还有他对物质的要求是不一样的，中国人民比较追求可持续的发展。
我们的国情还有一点，中国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开放，成为了世界的制造工厂。我们的国家发展得这么快，改革得这么好，我们要想一想长三角、珠三角有多少加工的工厂？我们有多少年轻人，特别是18岁到20几岁的女孩子在这些制造工厂做工，她们有什么优点呢？她们这些人，第一，文化素质比较高，第二，眼睛非常好，所以才能做出比较细的活儿。第三是能吃苦。很多企业都是大铺，一个房间睡十几个人，一天干十几个小时，工资也不高。但是中国提供了大批的这种劳动力，使得中国这个制造工厂能够成立，这也是我们的国情，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够找到这么多优秀的劳动力？很难的，只有在中国才找得到。所以，很多制造部门当时都搬到中国。
再有，我们的高等职业教育在前几年没有摸索出路子来，在经济发展没到很高的时候，是不成熟的，这也是我们的国情。当时大家都知道，我们的高职教育头上有“三座大山”，一是差生，高职招收的学生都是三本招完了以后我们才能录。二是收费很高，学费相对本科而言可能要高一些，因为没有拨款，或者是只有部分拨款，因为高等职业教育没有纳入政府的生均拨款体系，拨款基本是靠原来的中专合并拨的多少钱，地方给多少钱。三是就业难，我记得2001年就任高教司司长之后，参加一个关于高等职业教育的部里的会议，我清楚地记得当时说高职的就业率是30%多，当然后来我叫人去查，说是无凭可查，这也成了一桩无凭可查的公案，2001年的高职就业率是查不到的。
在这种情况下，要建立一个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的发展模式，是我们大家共同努力的结果。一是高职院校在困境中、在没有政府给太多钱的情况下，在学校要生存下去的压力下，我们积极探索、勇于实践，有很多很好的学校创造出了很好的经验。
同时，中央和国务院相当重视，总理非常重视职业教育，有一年开了几十次高职教育工作会议，都是总理亲自抓。还有教育部党组领导的高度重视。正是有了上下的齐心合力，我们才有了今天的大好局面，才探索出了一条中国模式的高等职业教育发展道路。我们总结成“1221”，上午马所长说的书上也讲到了一部分。
“1221”，第一个“1”，就是一个开放的、汇集使用各种资源的开放平台。首先是开放，学校不要办成一个封闭的、不要办成一个围墙内的学校，通俗一点讲，就是大家把思想上的围墙打破，建筑上有围墙没有关系，重要的是思想上的围墙要打破。打破围墙干什么呢？要汇集、使用。汇集就是把各方面的、社会的、企业的资源汇集过来，为的是要使用。我们的高职院校主要是要发挥这样一个办学平台的作用。要建设这样一个平台，有很多难的地方，但是毕竟我们有这样一个方向，我们的产学研结合、产学合作、工学结合，都是要把它汇集成一个平台。有些同志跟我讨论职教集团的问题，甚至提出上海的职教集团办得非常好，一个高职学校有很多行业、企业来支持，实际上这还是一个平台。集团要办实，就是封闭的。因为所谓集团，也就是group，尽管是法人，但是有相当强的股份关系，在集团下属的法人企业，尽管有法人代表，但是股份一定是集团要占多少，不然叫什么集团呢？如果是一个松散的集合体，为什么还要叫集团呢？
另外两个系统，我为什么要强调一下呢？一个系统是培养学生实践动手能力的系统。再一个系统是要培养学生可持续发展能力的基础知识的培养系统。这是两个人才培养体系，这两个体系要灵活地、交叉地进行应用。我为什么要强调两点？我们一旦强调实践、动手能力，有些学校就忽视了基础理论课，比如有的学校甚至把数学课都停掉了，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我发现这个情况以后，开了一个座谈会，我强调了一下，不要结束基础理论课，学校还是要给学生教一些他所学的专业所在行业的基础理论知识。马上下面又有反应，又重视基础理论，实践不要搞。不是这样，两个轮子都要转，不能只强调实践，忘掉基础理论，也不能光强调基础理论而忽视实践。这就和反左和反右的关系是一样，既要反左，也要反右，但是当前的重点是反左。我们既要重视实践，又要重视理论，重点是实践。我们要系统地设计这两个体系的课程，真正为我们的人才培养达到什么样的目标服务。
再有，要有两个证明学生能力和水平的证书。一个是学历证，或者以后能不能有学位证。二是职业资格证。既反映基础理论的知识水平的掌握程度，又反映实践技能的程度。要把我们的学校办成一个终身学习的培训基地，这是一大块，既是终身培训基地，同时也是为社会服务的基地。
这个“1221”，下面也有人反映，是不是不要工学结合了？不要产学合作、校企合作了？不是的。工学结合、校企合作是大趋势，但是怎样进行工学结合？怎样推进工学结合？我们需要有实际的东西、实际的改法、实际的路。离开了平台，工学结合办得成吗？培养学生的交叉实践动手能力，离开工厂、离开工作办得成吗？不是离开工厂、离开工作，不和企业合作，恰恰是加强。
所以，第一条成绩应该是我们探索出这样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具有中国特色的高职发展新模式、新路子。
第二个成绩，我们通过这么多年的努力奋斗和大家不断的讨论、学习，无论是管理部门、政府部门还是学校，对高职的认识正在逐步统一，对它的重要性、对它在国家社会中的战略地位都有了比较统一的认识。我记得我刚到高教司来的时候，大家对高职是一个层次教育还是类型教育争论很大，这几年通过示范性高职的建设，我们在16号文件中明确定义，高职是个类型教育，这个文件虽然是高教司起草的，但是是周部长批准、党组讨论首肯的，而且党组比较一致地认为高职是一个类型教育，它不是一个简单的层次。这些关系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论，这一点也是有很大的了不起的作用。如果大家在脑子里对这个问题模模糊糊，认识不统一，也没法办高职，正因为认识统一了，我们才有了示范性高职、实训基地建设等举措，如果当时在思想认识上不统一，对高职的重要性认识不到位，后面的许多工作是没法开展的。
我在高教司长的位置上，除了高职以外，还做了很多改革，包括英语教学的改革，抓了八年，到现在还有很多人反对，为什么？因为长期形成的文化习惯，他并不是故意的，他就认为那样好，尽管有些是事实证明并不好，但他还是坚持认为好，这就是没办法的事，你要改变他的看法是很不容易的。但是我们高职就相反，很快地就在认识上取得了统一，而且大家心气很高、干劲很足。中国青年报社的副社长就说，他参加了很多会，唯一感到非常震惊、振奋的就是高职的会从来没有人退场、从来没有人干别的活儿。这就表明高职战线大家都在心往一块儿想、劲往一块儿使，而且是在认识统一的基础之上，如果认识不统一，哪有那么大的心气？
第三个成绩，高职经过这么多年，现在正在逐步甩掉“三座大山”的帽子，在6月23号中青报的采访中我特别强调，高职已经不再是差学生的集中源，我们有很多好的学生，有很多愿意学技能的学生在往高职走。说实话，当年如果我没有机会上大学，我都想上职业学校，就是学个技能，学个一技之长。
高职的就业率，去年是68%，已经比本科要高了。高职的就业不再是困难，今年的形势比本科还要好，而且高职的就业基本工资也不低，和本科的差距在逐步缩小。我昨天在网上看了一下，2007年本科平均就业工资是2400，高职是1600。到2008年，高职是1700，本科变成了2300。这说明我们的就业起薪在涨，本科在降。
我们的高职就业率统计虽然是68%，比中职低，但是说句老实话，统计口径和就业市场有很多不同的地方，高职是实实在在的全口径统计，每个学校拿着就业单在统计就业率，中职是抽样，不是所有的全统计，当然抽样也基本反映了还不错，但总之是不一样的。
其次，中职就业的趋向和高职还不完全一样，我们自己说高职培养的是高技能人才，基本定位是在具有比较高的操作技术，68%的就业率还是比较欣慰的。2001年的时候是百分之三十多，2002、2003年的时候基本是40%左右，毕竟我们在这短短的几年，在扩招这么快的情况下，我们的就业率上升了二十多个百分点，我们还是很了不起的，不容易。领导提出来还要进一步努力，要争取在不远的将来做到80%、90%，我觉得只要我们大家不断努力，还是很有信心的。
另外，我们的学生受到的欢迎程度要比本科生高。本科生本事大，跳槽的多，刚去单位以后上手也不是那么容易。高职的学生上手快，因为他工作工学结合，通过实训实习，掌握技能比较快，同时干活也比较踏实。我从不同渠道听到普遍的反映，企业、机关等部门对高职学生的欢迎程度还比较好。
在高等教育里，高职学校和社会经济发展结合的紧密度比本科类要好，而且是越来越紧密。我们是站在社会经济发展的最前沿、反应最敏感，因为我们直接培养他们需要的人，同时我们是一个开放的平台，我们从他们那里直接得到资源，我们从地方政府、从国家得到的资源更多。我们的专业调整，我们的教学内容的更新，相对来说都比较快，而且是比较适合市场需要，适合社会经济的发展，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相对要高。这些都得益于我们的订单培养、专业方向的设置以及“双师型”队伍结构和一体化实验教材建设等等方面的建设。
高职院校内部机制体制的改革初见成效。很多学校都设置有企业合作部门，这些在普通高校里是没有的，普通高校里有学生处、就业办公室，但是让普通高校设置一个怎么和企业合作、怎么联系的部门，有的学校可能有，有的则不一定。我们和外部的联系，通过机制体制的改变，现在是越来越强。
高职院校通过工学结合、产学合作、校企合作的方式，初步确定了高职院校的评估方案，并且在近两年进行了实施。大家不要小看这个评估方案，评估方案对高职院校的影响非常大，应该是一个“指挥棒”。我自己当时也没有感受到评估方案有那么厉害，但是通过评估示范性高职院校感受到了，因为有时候我们觉得他们答辩的东西不太合适，学校公开讲我有多少实验室、有多少设备、有多少教授、多少博士，我们问，高职院校要这么多博士、教授有用吗？当然有些基础课或专业还是需要的。但是，高职院校毕竟和本科不太一样，为什么要这么多？我们一问，他们说，你们的评估方案就是这么要求的，就要求设置多少个博士、多少个教授、多少个实验室，等等。然后又告诉我，我是省里的优秀，排在第几位，只有获得了优秀，才能申报项目。这就和我们搞示范、搞工学结合的目的完全背道而驰。所以后来我们下决心来修订这个评估方案，重新搞。当时有一段时间我们提出来，要在全国把这个评估方案停下来，后来觉得如果停了是不是影响太大？是不是还会冲击到本科？有人说本科教育评估也要停下来。后来提出暂缓在高职院校进行教学评估。我们最后搞了一个新的方案，新方案搞出来之后，通过试点，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和拥护，再来推进这个评估方案。这个评估方案就不再是学校要有多少博士、多少教授、多大面积、多少图书馆、师生比是多少，等等，这些都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你的工学结合搞得怎么样、你和企业的合作怎么样、你的“双师型”队伍结构怎么样、你的教材建设搞得怎么样、你的实践实训实习搞得怎么样，成不成系统、成不成体系，你的人才培养目标怎么样，自己定义目标、自己定义措施，自己去努力去抓、去实现，从这个角度进行评估。而且这个评估是想从高职开始实施以后，直接影响到本科，可以说高职战线是先行一步。现在新一轮的本科教学评估基本上是按照高职的思路来进行的。当然现在还没有开始实施，已经有五所院校在进行试点。所以，我们的评估方案意义深远，不仅仅是指导了高职院校的进一步建设和发展，而且对本科院校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第七个成绩是高职院校在教职员工的共同努力下，教学改革更加深入。这个深入不是口头上说的，而是实实在在。我虽然看的学校不多，看的几所学校都给我很大的振奋。我简单举几个例子，四川工程职业技术学院、宁波职业技术学院、武汉职业技术学院等等。每到一个学校，我都给大家提出点建议，今天回头看，我认为我在学校得到的东西要远远大于我所提出的建议。我们的教学真的是做到了从工厂看上去像工厂，从学校角度看像一个学校，真的实现了厂中有校，校中有厂。我们这个平台的计划从哪里来？还是从大家的实践中来。我在四川看，学校就像工厂，学生都在实习。在交通职业技术学院也是，学生在学驾驶、学修车等等。各种各样都有，各有各的办法，搞得很红火，让人感觉有心气儿。所以在教学改革上，有很多次办法涌现出来。这几点我总结一下，内涵建设不好搞，我们在内涵建设方面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绩，实实在在的进步，值得我们骄傲，也是我们这些年没有白白辛苦。
这些成绩取得的原因，我有时候自己也想想，为什么中国高职也没有多少钱，也没有特别的重视，说实话政府管理部门这几年一直是两个人，前年是三个人，加上主管司长，才三个半人，上台也可以演三句半了前面一人说一句，后面才说半句。国家财政每年也就拿那点钱，我们的学生是300多万，占高等教育的半壁江山。这些成绩怎么取得？我说是时代造就的。首先是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温总理一年开了三个会，非常重视职业教育。当然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
第二个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高职战线广大教职员工努力奋斗，创造创新的结果。可以说，没给我们吃多少草，我们的马跑得还很好。不光我们没吃多少草，我们还创造出草给别人吃。所以我们是创造出一个又不怎么吃草，又跑得好的路子。
第三，政府部门和高职战线协力同心，在高职发展的过程中始终把握住发展的方向，起到了引导作用，及时总结了大家在实践中的创造发明，而且进行了推广。从实践到认识，再到实践，再到认识，把握住了这么一个认识的过程。
举个简单的例子，从02年到03年到04年，连续开了三个现场会议，我记得02年的会议是周部长主持包括的，我跟他一汇报，他说一定要好好地把高职会议开好。我们先飞到贵阳，再坐了三个小时的车到柳州，路很难走，是在广东、广西、湖南三省的交界地，属于山区，在这么一个地方，柳州职业技术学院能够通过工学结合和校企合作，当时周边的企业不多，学校通过自己办企业，在短短两三年时间，校办企业达到一亿产值，学生就业率提高到90%。在这种穷乡僻壤，高职教育都能办好，别的地方还有什么理由办不好呢？02—04年的三次高职教育会都是由周济部长亲自抓，把高职教育究竟怎么办的思路总结出来了，而且是向各部委、向兄弟部门做工作，你应该支持怎么样的高职教育，那些部门对高职教育也不是特别了解。
通过这几次会，我们基本上初步统一了思想，在2005年，开始起草实训基地的文件。那时候范处长和赵凯同志搞高职教育，他们提出在100所高职进行示范，中央财政大力投入，推广工学结合、校企合作的办学模式。后来卓越工程改成示范性。是这样一个过程。2005年方案提出来，我们反复讨论，获得批准，财政部支持。05年开始实行实训基地，当时中央正好大力发展职业教育。2006—2008年开始搞示范高职建设。我们抓住这个机会，又把握住。这是示范性高职怎么建的问题，我们认为首先是人才建设，在第一个示范性高职要进行申报的同时，我们出台了提高高职人才培养质量的16号文件，这个文件的起草也是花了很长很长的时间，我们有很多专家起到了很多作用，但是专家要跳出办学的常规思维是很不容易的，很多文件花了很长时间起草，就是通不过，为什么？就是这个老框框跳不出来，不是说哪个不好，这是一种文化，所以为什么说解放思想很重要。起草16号文件花了很长时间，就是出不来，领导就是通不过。因为领导需要一个开放的、崭新的中国高职的发展思路，而我们还是常规的路子，所以通不过。最后在香山开了一个会，范处长反复给大家做工作，我也去和大家交换意见，最后在那个基础上，在香山赶出了一个崭新的16号文件。周部长看了以后亲自修改，批准。这才出台了16号文件。
这个16号文件的出台，标志着我们的示范性高职建设不是买设备，而是要真真实实地抓内涵建设，抓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的问题。我们高职院校一定要牢牢地把这两件事放在首位，一是培养什么人，二是用什么样的方法培养人。这两个问题忘记了，你的高职教育就办不好。
我记得第一批示范性高职是28所，都是勉勉强强，有的比较好，有的由于院长比较紧张，也讲不清楚，也有的实在不行。给下去以后，大家都很高兴，然后就开始报方案，结果一看都是买设备，平均买设备的钱花了80%以上。我说不行，示范性高职建设不是买设备，买设备谁不会买？我说有两点，第一，设备是不断降价的，你花那么多钱，买多么多设备，需要不需要？你不就是为了花钱而去买设备吗？第二，你买那么多设备往哪儿放？又得修房子。而文件又规定示范性高职的钱不能用来修房子，那就用配套的钱修房子。我说好啊，买设备、修房子，再买设备、修房子。后来我说，一定要压缩到50%以上，这句话又成了标准，以后再报买设备的钱就是50%。这说明大家没有认识到内涵建设有多重要，内涵建设要把钱花到哪儿去。当然后来好了一些。当然高职战线让人非常感动，大家的心气儿非常高，春节也不休息，重新写方案。大家一讨论，总是在提高认识，我们的认识也是在实践中经过不断的讨论摸索出来的。我记得有一个学校的方案总是通不过，最终都想放弃了，范处长亲自打电话告诉他怎么写。范处长基本上把每个学校的方案都看了一遍，后面去一个一个打电话、一个一个沟通，再去重写。
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问题之后也及时解决。比如刚才讲的评估方案的问题，我们一旦发现评估方案是一个“压缩饼干”型的评估方案，因为当时搞评估方案，是从本科搬过来的，都是照着本科搞，理所当然地很容易搞成“压缩饼干”型，一旦发现问题，我们立刻就改正。
如果在建设思路上有问题，我们也立即开会，和大家进行讨论。我所提出的，比如南京会议、清远会议、香山会议、友谊宾馆会议，都是在觉得有些东西要纠偏了，或者苗头不是太好的时候，需要和大家交流、沟通的时候而召开的。
总之，取得成绩的原因是条件、环境、实施、党中央，国务院的正确领导，第二是广大高职战线的创造精神，艰苦努力。三是管理部门把握住了发展的方向，如果我们稍微一松，或者稍微一放任自流，起码示范性高职的钱绝大部分就去买设备了。这三个方面都是缺一不可的，正因为这几个方面都是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才有了今天的成绩。
有了成绩，还有一定的问题，一是认识要不断提高，包括我个人，尽管我今后不大有可能和各位一起在高职战线工作了，但是我会时时刻刻想着高职的事、记着高职的事，如果高职需要我来支持，我们会义不容辞地努力地贡献自己微薄得不得了的一点小力量。高职在认识问题上有以下需要提高的地方：
一，高职教育的可持续发展之路，要认真琢磨清楚。不琢磨清楚的话，有很多同志就讲，中央政府不投钱了，哪一天不重视了，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树立一个思想，就是置之死地而后生。我老讲一句话，有很多培训机构，没有任何人投钱，投的就是资产，它还要交税，还活得不错，当然有些办得不好的也完蛋了，他们为什么能活下去？再有，柳州职业技术学院，当时尽管政府重视，我知道他们的拨款有100多万，政府也拨了地、医院等等，但是毕竟在这么少的拨款下自己能活得很好。我们怎么样找到一条即使政府拨款很好，我也能活得很好的路，这就是可持续发展之路。当然我不是说政府不投钱，我一直还是呼吁政府要多投。但多投也有不好的，德国投的是最多的，中国就是这种现实情况，即使不投或者投得少，我们也要把高职办好。这个可持续发展之路的问题就是“1221”模式怎么办好的问题，大家要清醒地认识。
二，高职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的问题。我认为，还有部分同志在思想认识上是有模糊认识的。我们每次开会也好、下文件也好，沟通的多的是院长、校长，到中间层、基层的老师，可能就不是那么关心了，为什么？这也是可以理解的，这是利益的问题。比如基层的老师，他就讲点课、带点学生、拿点工资，你要他去改革，他是不愿意的，尽管他理论上可能说很愿意，但实际上可能不一定愿意。比如我自己讲课，我去年的讲义今年拿来再讲，不就省很多事了吗？你要我写新的讲义，我觉得费很大的劲。如果没有人盯着我，我可能就不写了，凑凑合合给学生讲讲，大家也没有太大的意见，就混过去了，我何必要搞那么多改革呢？不是自己给自己找难受吗？还有中层的，他主要是在系和系之间、部门和部门之间，要多拿一点利益。
所以，我们的高职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这就需要我们做艰苦的工作，需要我们认识清楚教育工作者的本质是什么。当然这一点很难，因为现在是个市场经济的社会，可能除了教育之外还有相关的措施要跟上，不然，我听说做个教材，不仅仅是学校和学校之间保密、系和系之间也保密，你的好东西不给我看、我的好东西不给你看。我们讲职业教育的学生首先是讲职业道德，我们的部分老师自己就没有职业道德，你怎么给学生教职业道德？职业道德是靠你的点点滴滴的小事来影响的，不是你口讲职业道德，他就职业道德了，要是这样那就太容易了，那还行？所以，高职教育是一个什么样的教育？要好好认识清楚。这才有后面的真抓实干，才有是在课堂里放书桌还是放机床或计算机的想法，这个改革是要触动我们的每一个老师的，不是院长说了算的，院长不可能去讲每一堂课。
三，工学结合和基础课的教学怎么样掌握？我们要搞工学结合，又要讲基础课。老师有很多争论，每一个专业好象都不一样，所以我们要以专业建设为龙头，为什么设计示范性高职的时候提专业而不提学校呢？就是在一个专业内，它的实践课、工学结合的课程怎么做，它的基础理论课怎么教学，有一个很强的交叉。我和很多人谈过，在澳大利亚基础农学院去访问，他们接待我们的系教授就拿了一张A4的纸，在纸上印了一个表，这个学校是五年制，表上就把五年的学生课程安排都写出来了，第一个学期学什么样的基础课，多少学时；第二个学期下农场。第三个学期又回来，在此基础上学什么课。五年是下去两年学三年，下去的这两年是螺旋式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实践再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螺旋式上升的观点，人家学毛泽东思想比我们学得好，我们是一下子都下去实习，人家是分成两年下去，实践中有什么问题，回来再学习，然后再下去。
这个学校五年的奖学金都是企业出的，而且五年下来，比那些不下去的学校四年的本科生挣的钱要多，因为奖学金要高，企业就直接向学校下订单，我们企业需要什么样的学生，你去培养，学生下去学了什么东西，回来再有针对性培养。这个学校的学生就非常有特点，我搞了示范性高职的答辩，很多学校都讲不清，我让学校用一张纸把你的课程就写明白写清楚，你讲了半天空话，什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讲了也是白讲，我没有看到你是怎么合作的。然后就讲合作了多少企业、派了多少人，我说这真是鬼知道、天知道，你可以说10万人都下去了，谁知道？你就要说清楚你是什么时候下去的，下去干了什么，有什么问题，回来以后解决了什么问题。讲点实在的，这样一看我就相信。所以，我们的工学结合和我们的基础课教学，要以专业为龙头，怎么解决？我们怎么把握？我认为很多学校没有掌握清楚。有的学校报了十个示范专业，我说不是，一个学校搞好一个示范专业就很伟大，搞那么多一个也搞不好，你能把一个专业的理论教和工学结合搞好，你可以在这一个专业的基础上推广到其他专业，因为每个专业有其不同的特点。
这个改革的过程是需要这个专业的老师、管理人员和学校的党委、校长认认真真地投入和创新的，要搞多了你也搞不过来，要创建专业团队，比如计算机专业，实践和课程怎么设置？机械专业的实践和课程怎么设置？不同的专业都要搞清楚。你同时要抓那么多，怎么抓得过来？我说，一个学校能抓好一个就很不错，你把这一个抓好了，就可以逐步地推广到其他专业。我们的时间有得是，这个搞好了，它就可以持续发展，你不用再管它了，你再搞其他的几个，花5年、10年、20年都可以，找到一条路子，不间断地走下去。
四，教和学的关系问题。教师比例是兼职的为主还是专职的为主？这件事尽管讲了多少年，但是改动不大，大家一边口头上说是以兼职为主，但实际上是以专职为主。不过从可持续发展来讲，应该是专职的越少越好，因为兼职的就是请人来讲，讲完就走人了。当然大家也会问质量怎么保证，这件事需要你和企业合作，如果企业能担负起责任，它一定会给你派最好的老师来讲，讲完以后后面再继续保证，同时管理部门要有一个巨大的智库。我搞软件学院的时候，很多人说找不到好的兼职教师来讲课，我们有硬性规定，50%以上必须是兼职的，说是没有这么多老师。06年的时候我去微软，清华、北大的两个校长也请去了，他们提了一个共同的问题，国内哪个学校能够让他们回来的时候共同交流？一个月、两个月、三个月都可以。我说，我们的很多软件学院就需要这样的老师，他们说他们一点都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因为信息不沟通。
我们没有把我们的需求信息放出来。你们可以查查国内软件学院的网站，没有哪个学院的网站上写我有哪门课需要个兼职老师，你没有这个信息，人家怎么会来呢？我们的高职学院有多少做这个宣传的？通过不同的渠道让人家知道我有什么样的课程、我有什么样的实训基地、我有什么样的实习需要有兼职老师来指导？这就是深化改革，就是具体的东西。你没有做这个工作就只好用专职老师，专职老师的任务就越来越重，因为你还要提升他，还要培训。所以，教和学，教师的“双师型”结构，学生到底是以理论为主还是以技能为主？这些认识都要解决。上次在友谊宾馆，我稍微讲了几句立交桥的问题，大家马上很感兴趣。我们要有这个想法、有这个结构，比如我们给学生教一些基础理论课，也可以承认学分，我是说万一哪一天高等职业改革让大家的学分可以在本科院校得到承认，你不就自动转过去了吗？我们何必马上就要升本呢？实际上这也是对学生负责任，我们的学生现在有一部分是考专升本，从二年级再开始上，这也是一种。如果将来这个立交桥打通，终身学习社会，包括网络体系的健全，基础理论课的学分系统构建，将来转起来就很容易。所以，教和学的问题、理论和技能的问题也要提高认识。
五，投入的问题。要可持续发展，投入相当重要。学校无非是这几种投入，一是老师，如果像本科院校
再就是文化，大学就是学校，就是这些东西。在投入上，投入多少、怎样投入，这些问题要好好认识，好好提高。
第二个问题，也就是学校的师资队伍的问题。师资队伍的问题在任何时候都要摆在一个很高的高度来认识。在高职学校里，我们要把“双师型”师资队伍结构摆在第一位。否则，高职学校就没特色。在示范性高职院校建设过程中大家也发现了，我们要派几个老师到国外去学习，当然我们有这笔钱，现在大家派得起，但是算一算就知道了，派一个老师出去学习是要花很多钱的，如果把这笔钱拿来给大家涨工资，是不是效果要好一点？何况教专业、教实践实
第三个问题，机制体制的问题。当然，机制体制又可以分为两块，一块是外部，一块是内部。外部的环境和机制体制应该是政府来解决的，学校自身解决起来是很难的，它解决不了。有些环境、政策不协调的地方，教育部会一如既往地站在广大高职院校的立场上为大家积极奔走，去和各个部委协调，和有关部门协调，努力地解决发展中的机制体制问题。但是内部体制的解决是要靠我们自己的，我认为包括以下几点：
一是谁说了算的问题。小到一门课，大到校外的学时，都存在谁说了算的问题。这个问题如果不解决，争论一多，或者党政一把手一打架，什么事情也解决不了。大家一定要科学地决策。
二是怎么样调动大家的积极性问题。比如课改，你又让他改革，又没有刺激他的东西，除非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热爱职业教育，他可能每年都去把自己的课程不断地更新、不断地改革，这是很优秀很优秀的教师。当然每个教师都应该这样要求，不过现在这样要求每个老师，好象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在分配制度上、在奖励制度上、在鼓励制度上有一些创新，并落到实处。我有一次在南京讲课，我说，搞一门课程，就像拍一个大片，大家老说搞个课程、搞个教材，花一两万不就够了吗？我说不是，你拍一个片子，想拍得好看，和投入的钱、和找的演员、和剧组都有关系，你既要把钱给足，又要找到好的人，不仅仅是写个好的教材，还有设计、心理学等各方面的因素，你要有足够的措施、制度来保证把这个事情办好，来调动大家的积极性。
三是怎么样加强和社会的配合度，这也是要机制和体制来配合的。我最近有些观点和想法也想找个地方说一说，找了《教育与职业》杂志，跟他们聊了聊。我简单地说，我发现你们有个问题，他们说为什么？我说，
四是管理问题。管理问题我们要重视，特别是新的管理，针对顶岗实习，校外实习生的管理问题要引起重视。前不久有一个报纸刊登了《顶岗实习为什么半途而废》的文章，28个学生，顶岗实习了不到一半的时间，就走了。当然有很多原因，但是我觉得很重要的一条是我们的管理出了问题。有一次我和广东一位职业技术学院的院长交流，当时我讲要加强实训实习，加强校企合作的力度。他说你不知道，你站着讲话不腰疼，找一个企业去实习这多难？这是其一，我们都是通过托关系、找熟人、找校友，去了以后那些孩子还不好好干，我有一次找了熟人的公司，结果小孩儿在那儿搞“工人运动”，说你们企业对工人怎么样，要罢工。弄得人家老板哭笑不得，说本来给你提供了机会让你来实习，你还煽动工人起来罢工？以后你再也不要来了。这些问题都是管理不善引起的。
还有的从干活的角度去顶岗实习，只是让学生去干活，是便宜的劳动力，没有起到培养人的作用。从示范性高职一开始我就呼吁一件事，如果大家不知道钱往哪儿花的话，花一部分钱给企业，你的学生去企业学习，你按照市场规律给企业付钱。我们软件学院刚开始就是这样，学生到企业去，企业给我们付钱。后来学生多了，人家不要，怎么办？我们给企业钱，我在你那儿干活，我还给你钱，让人家觉得物有所值。因为企业第一是社会责任，第二就是盈利，不盈利哪还有什么社会责任？企业一算，觉得能赚到钱，这样很多事就比较顺利了。我们和企业合作，不能一味强调让企业出血，把东西拿出来，我们也要想到我们能给企业什么，一定是双赢模式。如果我们高职院校一心只想从你们的校友那儿拿回一点，或者请你们的校友支持一点，要沾光，一定不是可持续发展，可持续发展的东西一定是双赢的。企业要有好处。
为什么我不太同意企业捐赠呢？我是从王石事件得到一定的启示，在四川汶川地震中，大家都骂王石捐款少，当然他的董事会也有要求，他的捐款只能低于1000万。企业经营也有规定捐款的额度有限制，但如果我们把企业的产品、设备拿来用，就没有问题了，设备还是企业的，我只是挪个地方借来用而已，用了两年以后再还给它，很多问题就解决了。如果你仅仅要企业给我们东西，我们不站在企业的角度去，是很难做的。
五是投入问题。这一次在本科教育的评估里加了一句话，要求地方政府有一个具体的投入数字。我们有时候也在想，是否可以把这个措施纳入对高职院校的要求？我们在示范性高职的时候纳入进去，对示范性高职的拨款要达到本科学院的标准，作为验收的条件之一。以后对一般的高职，如果可能的话，也加上一个最低拨款的要求，来推动地方政府对高职的投入，帮助高职院校解决投入问题。这个问题我们会认真考虑，本科方案加了这句话以后大家都非常高兴，用得也非常好，在高职里我们没想到加进去，如果高职后续要搞得好的话，我会建议后任的司长把这句话加进去。
高职院校要可持续发展，一是要深化机制体制改革，围绕我们已经建立、或正在推动的中国特色的高职教育的发展模式来进行。不过真正要下决心推进这种模式的话，在我们的分配、人事制度上都要下大功夫，特别是外联部门，相当于企业的市场部门，要加强力度。因为我们的就业形势很紧，今天晚上还有一个就业座谈会，但是我们怎么把我们说出去，加强与外界的联系？因为企业一般都有市场部，就是纯粹的展示、宣传，还不是销售。我们的就业部门像销售部，但是我们的市场部不多。
我们要加强信息中心的建设。现在网络技术的发展非常快，如果我们的高职不把我们的信息化工作抓好，就会落后。抓好信息化，第一个问题是机制体制问题。学校要高度重视信息化的作用，我们在示范性高职建设中有着一致的想法，信息化平台的建设拿到一个比较重要的位置，但是因为部内协调老是有问题，整个财政拨款高职的信息化平台拿入了金字工程，大工程不启动，我们这块也没法启动。
除了以上这两块，在课程设置、专业设置和实训实习管理、课程系统设计方面都要有相应的委员会或者是管理系统，不一定是常设的。比如我要改革一门课程，这门课程没有市场、企业、行业和我们的主
师资队伍建设要高度重视，既要有对现有的老师的培训，同时对新任教师要有一定的门槛。听说现在有些高职院校进人的门槛比较低，不是本科、硕士、博士的问题，对专业技能等各方面的考核都不存在。我们要有一个门槛，不是什么人都能够进来当
再就是要加强课程建设。现在的改革在大的思路方面没有什么太多的大变化，具体到细的方面，可能就是课程建设的实际和我们的实训时期管理，这两个地方是比较落后。如果这两个地方做到位，做得比较好，我们的人才培养就落到实处了。
再有一点，要进一步加强企业、行业、地方的合作，这个合作大家创造了很多好的经验。
抓好就业，就业工作是命根子，最后说一千道一万，高职教育还是就业导向。用企业的部门来比喻就是销售，如何把学生推到社会、企业上去。这也是非常重要的环节。如果我们真的是通过几年奋斗，高职学生的就业率到90%，那是非常了不得的事。因为现在本科根本不敢提就业率达到90%，如果高职在全球经济危机的条件下能把就业做得更好，真是很了不起。
我就讲到这里，以上观点不一定对，只是个人看法，不对的地方请大家批评指正。尽管今后不再和大家一起工作了，但是用句俗话讲，我的心永远和大家在一起！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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