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对广东省14所高职院校335名专任教师的问卷调查，验证了企业实践外部支持系统、政策感知、认知评价与企业实践效能间的多重中介模型。

教育部于2019年9月颁布了新时期我国职教“双师型”师资队伍的建设方案，旨在从根源上解决职业教育发展历程中的框架性矛盾，突围职教发展瓶颈。“双师型”教师队伍建设的关键在于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总体提升，然而高职教师专业实践能力欠缺等问题一直广为诟病，学界更是将其视为职业教育未能从规模发展逐步迈向内涵建构的首要原因，提醒教育行政管理部门和高职院校要重视教师专业实践能力的培育。

长期以来，职教领域的研究过多从结构功能论视角剖析由“政策”与执行政策的“组织”共构的外部支持系统，认为只要控制了外部结构，系统内部的教师个体亦会保持相应的互动，从而达成提升教师企业实践效能的目的。然而，高职院校实施教师企业实践制度十余载，其收效却不甚理想，其中原因主要是在理论研究和具体实践过程中均缺乏教师企业实践内外部系统交互的研究视角，特别是缺乏对教师群体感知企业实践政策和组织支持系统的研究。

本研究旨在探究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外部支持系统（学校支持系统与企业支持系统）在提升教师政策感知、认知评价及教学科研能力中的功能与作用机制。

基于理论分析，本研究认为，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外部支持系统（学校支持、企业支持）对教师企业实践政策感知具有预测作用；外部支持系统通过政策感知影响认知评价、教学转化效能与科研能力转化；外部支持通过政策感知和认知评价的链式中介影响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提升。综上，兹提出本研究理论架构如图1所示。

根据理论推导与理论框架模型，本研究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1：学校支持（H1a）、企业支持（H1b）对政策感知具有正向预测作用；

H2：政策感知对认知评价（H2a）、教学转化效能（H2b）、科研能力提升（H2c）的影响关系显著；

H3：认知评价对教学转化效能（H3a）、科研能力提升（H3b）具有正向影响作用；

H4：学校支持（H4a）、企业支持（H4b）通过政策感知的中介机制正向影响教学能力效能（H4a1、H4b1）与科研能力提升（H4a2、H4b2）；

H5：学校支持（H5a）、企业支持（H5b）通过政策感知与认知评价的链式中介作用正向影响教学转化效能（H5a1、H5b1）与科研能力提升（H5a2、H5b2）；

H6：学校支持（H6a）、企业支持（H6b）通过政策感知的中介作用影响认知评价；

H7：政策感知通过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影响教学转化效能（H7a）与科研能力提升（H7b）。

一、研究设计

（一）研究对象

本研究以广东省14所高职院校的335名专任教师为研究对象，项目团队在2018年4~5月间，依托14所高职院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发放纸质调查问卷，同时根据部分院校的实际情况依需要发放电子问卷。纸质问卷共发放420份（每校抽样30名教师），回收218份，回收率为51.9%，剔除答案呈明显倾向性和遗漏值过多的问卷23份，得纸质有效问卷195份；电子问卷回收156份，剔除回答时间过短和所选选项完全一致的16份，得电子有效问卷140份，总有效样本共335份。有效样本中，学历方面，大专6人（1.8%），本科78人（23.3%），硕士218人（65.1%），博士33人（9.9%）；职称方面，初级45人（13.4%），中级199人（59.4%），副高级79人（23.6%），正高级12人（3.6%）；入职前企业经历方面，有企业工作经历166人（49.6%），无企业工作经历169人（50.4%）。

（二）变量测量

教师企业实践“学校支持”从学校制定企业实践规划、经济支持、制度完善、指导监督、评估与奖惩等6项观测指标进行衡量。“企业支持”从企业接收教师实践计划安排、专人指导、跟踪了解与成效评价4项观测指标进行评价。“政策感知”变量从政策熟悉度、政策认可度和政策配合度三个维度共14项测量指标进行评价。“认知评价”从企业实践对深化自我职业教育认识、洞悉行业发展趋势、整合专业发展能力、调配周边资源、专业全局思维等5个方面进行评估。“教学转化效能”从前沿技术技能应用、合理安排实践教学内容、指导学生实践、学生学习需求掌握、评估学生技能水平、实践技能自我评估诊断、教学省思等7个观测项目进行测量。“科研能力提升”从执行专业研究、开发研究资源、科研发展规划、专业研究视野等4个方面进行评鉴。

量表初步建构后，邀请4名高职院校正高职称教师、2名职教专家、2名高职院校师资管理负责人对量表进行专家效度评估，修编表述不清、删除不适切题项后形成量表初稿；后在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等三所高职院校进行小范围预试，确保量表具备可靠的信效度后编制正式问卷。正式问卷采用Likert 5点尺度计分，得分1~5分分别代表教师的评价从“非常不同意”到“非常同意”，得分越高代表教师对于教师企业实践支持系统、政策的感知程度越高，企业实践效能越佳。

（三）数据处理与资料分析

鉴于学界较少探讨高职院校教师企业实践支持系统通过教师认知加工的中介机制影响企业实践效能这一理论架构，本研究作为一项颇有探索性质的量化研究，宜用偏最小二乘（Partial Least square，PLS）结构方程模型进行资料处理与数据分析，采用SmartPLS 3.2.8软件分析数据，数据分析程序参考秦（Chin）和赫尔兰（Hulland）等人的建议，以克隆巴赫a系数、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提取值（AVE）检定测量模型的信效度；以PLS算法估计结构模型的路径系数、以Bootstrap法（5000次）检验影响路径的显著性；对不同背景变量人群（有无企业工作经历）进行多群组比较。

二、数据分析与研究假设检验

（一）测量模型信效度检验

参考赫尔兰（Hulland）关于测量模型有效性的检定准则，从个别项目信度、收敛效度和区别效度三方面进行评量：个别项目要求因子载荷高于0.7，本研究各潜在变量的测量指标因子载荷介于0.721~0.931之间，均高于0.7门槛值；收敛效度a系数、CR值和AVE三项指标分别要求高于0.8、0.7和0.5，本研究各潜变量a系数介于0.866~0.950间，CR值介于0.909~0.959，AVE值介于0.636~0.833间，均优于学者建议的门槛值。各潜变量区别效度见表1所示，显示各潜变量的[AVE]均显著大于变量间的相关系数，表明模型中各变量具有理想的区别效度。

（二）整体模型解释力与适配度检验

PLS-SEM主要采用R2和GoF（Goodness of Fit）两项关键指标检验结构模型的整体解释力和拟合优度。整体模型的参数估计结果如图2所示，政策感知、认知评价、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提升的判别系数分别为0.282、0.347、0.746和0.662，其中，认知评价与科研能力提升具有中度解释力，教学转化效能则具有高度解释力（R2>0.67）。整体模型适配度GoF值为0.618（大于0.36），模型具有十分理想的拟合优度。综上分析，本研究建构的结构方程模型具有较强的解释力和适配度。

（三）研究假设检验

1.直接效应检验

经执行PLS、Bootstrap法对模型的路径参数及显著性进行估计，结果显示本研究的直接影响路径假设（H1a—H3b）均获得支持。分析结果表明：“校—企”两大支持系统的有效运作均能正向提升高职教师对企业实践政策的熟悉度、配合度和认可度，其中，学校支持的路径系数为0.336，企业支持路径系数为0.226，相较而言，在教师企业实践的外部支持系统中，学校支持系统的有效建构更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政策感知。其次，高职教师对企业实践的政策感知程度是其形成企业实践积极性认知评价的核心影响因素（β=0.589），达高度影响效果量（f2=0.532）；教师对企业实践的政策感知也有助于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β=0.121）和科研效能（β=0.121）。此外，教师对企业实践的积极性评价亦能高度正向预测教师的教学效能（β=0.787）和科研效能（β=0.684）。由此可见，发挥企业实践对于教师教学与科研效能的提升作用，关键在于提升教师对于企业实践的积极性认知评价。

2.中介效应检验

在中介影响机制检验方面，除研究假设H4b1未获得支持外，其余研究假设（H4a1—H7b）均成立。首先，良好的企业实践学校支持系统通过提升教师的政策感知和积极性认知评价，间接正向提升高职教师的教学效能（β=0.156）和科研效能（β=0.135），表明高职院校的教师企业实践规划、经济支持和制度安排等外部支持均需要转化教师个体内在的政策感知和认知评价，方具有提升教师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之成效。此外，企业支持系统的有效配合，也可通过促进教师政策感知和认知评价间接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β=0.105）和科研效能（β=0.091）。其二，学校支持系统与企业支持系统均可通过教师政策感知的中介作用间接提升教师对企业实践的积极性认知评价，表明教师对企业实践价值高度认可的根源性因素来源于学校和企业的支持。其三，高职教师的企业实践政策感知通过教师的积极性认知评价间接提升教师的教学效能（β=0.464）与科研效能（β=0.403），说明了教师对企业实践政策的熟悉、认可和配合程度，不仅可以提升教师对企业实践的积极性认知评价，还可以通过认知评价的中介作用提升教师的教学和科研效能。

（四）入职前有无企业经历的多群组分析

为探究有无企业工作经历的高职院校教师在结构模型中影响效应的差异情形，本研究利用PLS-MGA分析技术检定“入职前有企业工作经历”与“入职前无企业工作经历”两个群组在总体影响效应上的差异情形。分析结果表明，企业实践对政策感知、认知评价、教学能力与政策的总效应差异达显著水准，其中，影响路径“企业支持→政策感知”的差异值为0.438（p<0.01），入职前有企业工作经历的高职院校教师在企业支持系统的作用下，更容易在政策熟知度、政策认可度和政策配合度上给予正向评价和回应；影响路径“企业支持→教学转化效能”的总效应差异值为0.259（p<0.01）、影响路径“企业支持→科研能力提升”的总效应差异值为0.265（p<0.01）、影响路径“企业支持→认知评价” 的总效应差异值为0.235（p<0.05），均达到显著水准。而在以学校支持、政策感知、认知评价作为自变量的影响路径上，入职前有无企业工作经历对两个群体的认知则没有显著差异。由此可见，入职前的企业工作经历对于入职后高职院校教师的企业实践政策感知、认知评价和实践效能等方面具有积极而正向的影响作用。

三、结论与建议

本研究验证了高职院校外部支持系统通过教师政策感知与认知评价的中介机制影响教师企业实践效能的研究假设。结果表明，高职院校企业实践的学校支持与企业支持共同影响教师的政策感知，是提升教师政策熟知度、认可度与配合度的物质基础和前提条件。教师政策感知程度的高低能高度正向预测教师的认知评价，表明教师对企业实践的积极价值预期主要来自对政策的熟知、认可与配合；同时，政策感知程度的高度亦对教师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提升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教师的企业实践认知评价对教学转化效能与科研能力提升均有高度预测力，是企业实践效能最为核心的影响因素。此外，本研究提出的中介影响路径假设除了“企业支持→政策感知→教学转化效能”路径未达显著外，其余路径假设均得到支持，表明企业实践的学校支持系统与企业支持系统可以通过政策感知影响教师认知评价，教师对企业实践的政策感知可以通过企业实践认知评价影响教师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提升；学校支持、企业支持也可以通过政策感知与认知评价的链式中介机制影响教师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提升。综上分析，高职院校可通过学校支持系统与企业支持系统的协同，总体提升教师政策熟知度、政策认可度和政策配合度，进而提升其认知评价，提高教师的教学转化效能和科研能力。基于上述结论，本研究提出如下建议。

（一）重视支持系统与个体内在的链式交互，提升企业实践效能

校企两个支持系统的协同是教师企业实践的前置性与根源性因素，其交互成效决定着高职教师企业实践积极型情感态度的高低，并最终决定教师企业实践效能。然而调查结果显示，校企两个系统的协同并不均衡，教师感知的企业支持得分显著低于学校支持，尤其对实践过程中的“企业跟踪指导”与“选派专人指导”尤为不满意，得分为整体问卷的最低分，由此窥见，教师企业实践“一头热”之现况依然普遍，激发企业积极性依然任重而道远。本研究建议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及时采取措施匡正政策执行层面的偏差，让职业院校教师企业实践的相关制度发挥应有政策效力；审视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价值预期落差，从税收减免、场地支持、技术指导、荣誉激发等层面重新配置符合时代脉络的企业参与校企合作支持框架，从而达到建构教师实践的企业支持系统的总体目标。高职院校决策与管理则应持开放系统视角，将企业支持系统纳入高职院校教师发展的总体规划中，逐步模糊甚至消解院校与企业间的组织边界，深化产教融合，实现校企两个支持系统的良好互动。院校人力资源管理部门则应在中观层面观测影响教师政策感知与认知评价的外部因素，通过变革教师专业发展范式与激励机制，推动院校的组织支持转化为教师的正向心理，通过外部支持与教师内部心理机制的链式交互，提升企业实践效能。

（二）提倡政策对话与政策营销，提升企业实践政策感知

从信息论视域分析，政策实施过程本质上是政策信息攫取、编码、加工、流动与使用的链式传递机制。信息传递过程链中，会受到外部因素与政策目标群体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产生信息接收偏差现象。研究结果显示，高职教师对企业实践的价值高度认可（M=4.443），但对政策熟知度均值仅为3.578，可见政策目标群体不熟悉、不理解政策内容乃阻碍政策有效实施的关键性因素。从我国现行企业实践政策执行框架分析，我国基本上形成了“国家—省市—院校—内部二级组织”自上而下的四层级政策传递模式，院校层面的政策动员能力在其中起着关键性作用，决定着教师的政策感知成效。因此，高职院校需着力建构符合当代高职教育发展情境的政策动员模式，采取有效的政策对话与政策营销策略提升教师的企业实践政策感知。实施政策对话可从完善对话程序、搭建综合性对话网络、提供政策体验、鼓励参与政策制定等方面着手。可借助现代化新媒体技术，提供教师及时发表意见、表达情绪的渠道；鼓励教师参与企业实践政策制定、执行、监督、成效检验的全过程，通过深化政策体验提升政策对话成效。此外，政策营销亦是公共政策实践场域认为提升目标群体政策感知行之有效的方法，其核心要义是将政策受众主体视为“顾客”，营销的目的即是通过有效策略将政策价值、目标与内容营销给“顾客”，已有研究认为，面向教师开展政策营销是提升教师政策认同的一剂良方。政策营销的手段包括重视对企业实践政策的“产品包装”，利用激励方式提升高职教师对于自我在政策执行中的重要性感知；营销渠道上，需要强化院校微信微博平台、人力资源互动平台的政策传播力与政策互动，让教师足不出户亦可有足够路径了解企业实践政策目标与内容；政策营销平台方面，特别需要重视培育基层管理者的营销意识，转变以往的科层制管理思维，提高院校行政人员与教师互动的质量，促进教师对企业实践政策的熟知、认可和配合。政策感知对于企业实践的教学转化效能与科研能力提升两个变量的预测作用虽然较弱，但其“中转站”的性质十分突出，企业实践支持体系需要通过政策感知的“中转”影响认知评价，继而高度预测教师企业实践效能。

（三）实施愿景领导，强化企业实践认知评价

如何有效提升教师对企业实践的认知评价成为考验院校管理者的时代命题。西方组织领导理论认为，愿景领导能有效预测员工的认知心理与工作行为，并对员工创新行为和工作绩效具有解释力，近年来该理论被广泛应用于学校管理场域解释教师的创新行为。愿景领导强调凝聚院校未来的共同价值取向，形成院校发展或特定领域发展目标的集体性认同，教职员工间共享院校发展的“集体性未来图像”。愿景领导的实践策略可包括：一是创设基于关怀与信任的企业实践氛围，让教师深刻体会企业实践乃院校与个体间共同的追求；二是调研教师需求与特性，依据不同个体或教学团队成长需求，在教师发展的不同阶段为教师形成共同的愿景提供集体性或个体化辅导；三是创造合作共事的机会与平台，促进不同类型教学团队、科研团队、教师个人与行政管理人员等团体之间的协同合作，增进教师之间、教师与行政人员之间、基层员工与学校领导者的深层次理解，以减少教师对于企业实践愿景的抵抗，激发支持态度与行为；四是体认教师参与企业实践的“目的”多样性，不同教师个体参与企业实践的价值预期存在差异，可能存在物质层面的考量，亦有可能基于个体能力提升的需求，目的差异性并不影响教师的愿景支持，院校管理者需要接纳与包容这种多样性，针对不同实践目的的教师开展差异化愿景领导。实践运作层面的愿景领导还提醒高职院校管理者，院校层面的领导范式结构性变革并不一定能够带来功能性变化，企业实践管理模式的转变也需要通过提升教师群体的认知评价才能达到提高企业实践效能的效果。

（四）建立“引培结合”人才引进机制，提升专业实践素养

多群组分析结果显示，入职前有企业工作经历的教师更容易通过参与企业实践提升教学转化效能与科研能力，这一发现与教育部关于高职院校加强引进具有企业工作经历教师的政策诉求高度吻合。高职院校需要变革人才引进模式，改变以“学历+职称”为主要观测面向的人才引进评价体系，重视引进具有丰富企业工作经历的技术技能、管理服务等方面人才。人才引进的模式亦可多元化，可包括传统的企业人才直接引进，亦可包括引进企业兼职教师、高层次技术型人才柔性引进、为企业技能大师建立工作室、跨院校企业人才共享等模式创新高职院校的教师引进机制，总体提升教师队伍的专业实践素养。通过提升教师队伍中具有企业工作经历人员的占比，间接提升院校派（直接从高校毕业生中引进）教师的政策感知、认知评价与实践效能。

本文摘自《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20年第15期，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