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政协委员杨国强：

职业教育助力扶

　　全国政协委员、碧桂园集团董事局主席杨国强近日提交了今年的提案《关于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助力扶贫攻坚的提案》。我国目前正处于城市化和工业化转型时期，对各类技能型人才的需求量大。如何通过推进职业教育发展助力扶贫攻坚?杨国强提出了三点建议。

　　一是政府政策和资金支持。建议政府财政资金有一定倾斜，对贫困子弟接受职业教育进行补贴，不仅让贫困户子弟有书可读，而且能读好书，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

　　二是校企联办，精准就业。建议国家出台政策，支持鼓励有条件的行业龙头企业办职业教育。教育部门宜简化企业参与职业教育办学的审批流程，鼓励和支持优秀的职业教育师资力量流向民办职业学校。

　　三是因材施教，送职业教育下乡。要重视对贫困家庭成员的技能培训，鼓励他们有的读高中，有的学技能，因人施教。采取上门培训、函授等多种方式提高精准扶贫户养家糊口本领。

 　　据介绍，2013年，杨国强出资4.5亿元创办了广东碧桂园职业学院。2014年9月该学院开学，目前共招收1019名贫困学子，入读学生免除费用，领取日常生活补贴。学院还尝试校企结合办学模式，结合碧桂园的企业经验和学院的专业知识，培养实干、能干的技术人才。

　　“如果我们的年轻人都接受良好的教育再出来工作，三十年后中国的国民素质将是世界一流，必将有助于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杨国强说。

全国政协委员左宗申：

利用职教培训农村电商人才 加速发展精准农业

　　长期以来，农产品“卖难”是一大普遍性难题，但推行电子商务的地区逐渐改变了这种状况，这说明农村电商发展潜力巨大。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宗申集团董事长兼总裁左宗申就建议，可充分利用职教资源培训农村电商人才，加速发展精准农业，形成基于互联网的新型农业生产方式。

　　现状

　　农村电商发展缓慢 人才缺乏是制约因素

　　左宗申表示，2016年，我国电子商务交易额有较大幅度的增长，但是城乡差距仍然很大、农村电商发展十分缓慢，这也充分说明农村电商发展潜力巨大，可以说是一座有待继续开发的“金矿”。

　　经初步调查，农村电商人才缺乏是农村电商事业发展缓慢的最重要原因。一方面，尽管农村人口较多，但真正掌握电商知识的人才所占比例依然较低;另一方面，我国职教资源十分丰富，但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

　　为此，为加快农村电商的发展，培训更多的农村电商人才，打通农产品的“上行通道”和消费品、生产资料的“下行通道”，并与城乡就业、农村扶贫相结合，可促进农林产品、农林地区加工品进城，方便农资和消费品下乡，形成服务于现代农业发展的新型农村电子商务体系。

　　建议

　　鼓励职校舍农村电商专业 配套政策支持

　　左宗申建议，可鼓励现有职业院校增设“农村电商”专业，开发“农村电商”教材，招聘“农村电商”师资，包括聘请农村电商创业企业成功者担任讲师、导师，重点招收农村地区尤其是贫困地区学员，学制2~3年，培养高素质、高技能的“农村电商”专业人才。

全国政协委员张世珍：

发挥职业教育在精准扶贫中的作用 

 　加快贫困地区职业教育发展，有利于提高贫困对象自我发展能力，也是发展农村经济、加快精准脱贫的重要途径。全国政协委员张世珍认为，西部贫困地区职业教育近年来虽然在办学条件和规模上都有极大的改善，但受诸多因素制约，仍然是我国职业教育发展中的薄弱环节，建议进一步发挥职业教育在扶贫工作中的作用，把发展职业教育作为智力扶贫和技能扶贫的“直通车”，精准发力，从而实现精准脱贫。

　　张世珍委员建议，要把“职业扶贫”作为新时期扶贫工作的重要抓手，从政策宣传、统筹规划、资源配置、运行机制等方面加大力度，引导社会正确认识职业教育，因地制宜，找出一条与本地区的资源、环境、经济等协调发展的办学思路。要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各项教育经费统筹安排，并向精准扶贫开发任务较重的地区倾斜，建设大型实训基地，提高职教办学水平和扶贫扶智能力。要优化专业设置，针对西部地区技术技能人才的实际需求培养学生，大力推进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工学结合的培养模式，同时尝试“大师进校园，能人当教师，师傅带徒弟”等育人模式，提升职业教育的办学质量和水平。要发挥职教资源，把农民教育培训作为目前实施精准扶贫工作的重点，整合现有的各级教育培训力量，创建教学实训基地，多领域开展现代农民培训工程，切实提高培训实效。

全国政协委员杨志明：

200万农民工选择返乡创业 国家需提供职业继续教育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楚。但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却让农民工在城里待得住、留得下、做得好、过得去的最为关键因素。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在城里安居乐业，把这儿变成新的家乡。

 全国政协委员马敏：

构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扶贫新链条

　　2017年是精准扶贫、精准脱贫的深化之年。李克强总理在今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今年再减少农村贫困人口1000万以上”，并要求“创新扶贫协作机制，支持社会力量参与扶贫”。高校除集中大量优秀师资和智力资源外，还拥有丰富的基础设施、网络和文化等资源，具有开展教育扶贫的先天资源优势，帮助现存4300多万贫困人口走出贫困，可以说是高校义不容辞的社会责任。

　　全国政协委员、华中师范大学党委书记马敏认为，高校教育扶贫，贵在精准，重在务实，一定要围绕解决集中连片贫困地区最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精准发力，扶到根上。在他看来，教育扶贫要做到更加精准、更为有效，应从以下几方面持续发力：

　　一是整合教育扶贫力量，形成协同攻关合力。马敏建议，要突破“碎片化”、各自作战的教育扶贫格局，加强顶层设计，做好统筹协调，集中政府、学校、企业、社会方方面面的力量，多元参与，共同发力，整合人才扶贫、科技扶贫、智力扶贫、产业扶贫与信息扶贫的作用，取得协同攻关效果。同时要及时总结各地教育扶贫的经验，加以推广和引导，起到示范效应,有利于更加精准。

　　二是发力“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将注意力与优质教育资源转向中国14个集中连片特困地区，尤其是这些地区分散的农村教学点，通过天网(卫星)、地网(互联网)、人网(支教老师与学生)三网合一，解决偏远山区(包括一些“悬崖学校”)优质教学资源的供给问题，提升当地教师教学水平，形成教育扶贫的“造血机制”。

　　三是构建“义务教育+职业教育”的教育扶贫新链条。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是紧密相连、相辅相成的，大体上占农村教育的半壁江山，县城中职学校大约有70-80%的学生来自于农村。马敏建议，充分发挥职业教育“拔穷根、挪穷窝”的优势，将以义务教育为中心的教育扶贫扩展到职业教育，有计划地培训农村中职教师，提高中职教育质量，增强职业教育的吸引力，让贫困地区孩子既能享受到优质义务教育，又能进一步接受优质的职业教育，为通过就业脱贫打下良好基础。

　　四是将教育扶贫和文化扶贫相结合。马敏建议，依托乡村小学或在其周边同时建设文化站点、网络中心、医疗站点，形成学校、文化中心、医疗点一体化的乡村社区中心，打造农村文化高地。

　　五是着力加强民族地区教育扶贫。马敏建议高校招生继续向贫困民族地区倾斜，让民族地区学生有更多接受优质高等教育的机会，鼓励优秀大学生主动到民族地区“三支一扶”，加大教育对口支援力度，推进民族地区教育信息化双语建设工程，有计划地组织开发汉语和各种少数民族语言的双语教学软件，提高双语教学水平，大力普及普通话教学。

　　六是增加教育精准扶贫的财政投入，提供充分的经费保障。马敏表示，要改变重城区轻农村、重建设轻应用、重硬件轻软件、重“砖头”轻“人头”的状况，不断完善相关配套保障，使教育扶贫取得更大实效，切实提升贫困农村地区基础教育水平。

 全国人大代表吕薇：

应加快改革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提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设技工大国”的建议，在她看来，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要解决目前我国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不仅要在办学和教育培训上下功夫，更要从技能人才的使用和激励政策入手，要建立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将职业教育与用工制度挂起钩来。

　　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吕薇说，由于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行政审批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培训是由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组织，证书也是由政府颁发。因此，职业资格认证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

　　“一方面，执业资格过多，人为抬高创业就业门槛和限制;有些机构借机敛财，不管质量，拿钱颁证等。另一方面，制造业需要的一些技术工种又无人认证。十八大以来，开展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国务院先后取消了300多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吕薇认为，取消行政审批的职业资格认证，并不是否定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本身。放权不是不管，而是要解决由谁来管、要怎么管的问题。吕薇认为，应有破有立，通过简政放权和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吕薇说，目前由于缺少细分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我国一些制造业需要的稀缺技能人才难以获得职业资格认证，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和政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有些地区落户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特别是要满足政府规定的学历和证书等人才条件，在一些制造基地，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学历和技能证明，很难落户。

　　同时，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行双元教育，需要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做实践课的教员。而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教育部颁布的教师资格证才能在课堂上教学，因此，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证书，不能按正常渠道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课、领取薪酬，学生也无法拿到学分。随着简政放权，一些政府管理的职业资格认证取消了，但是社会上合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又匮乏。

　　科学设置职业资格规范实施资格认证

　　因此，吕薇认为，要尽快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科学设置职业资格，依法监督，规范实施资格认证。对此，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明确职业资格认证的重要性和定位。将严格有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工匠精神，调动技能人才积极性的一项重要制度，纳入国家人才管理体系。职业资格认证是职业教育的延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互促进。

　　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加快研究新形势下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规范。首先，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的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的法规和政策。

　　三是增加社会的参与度。鼓励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行业组织担当起职业资格认证的职能，加强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认证标准与产业和企业需求的联系。可以先在一些制造业集中的重点地区开始试点，培育合格的专业化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完善制度建设，逐步推广。

　　四是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标准体系，加快补齐和适时调整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准和程序。由行业协会组织企业，根据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及职业教育、就业和提升等各阶段的需要，制定多层次的职业资格认证标准，进一步完善认证程序。

　　五是将经过职业资格认定的技能型人才纳入人才管理的范畴，加大对技能人才的激励，提高其社会地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就业准入、劳动报酬、晋升机会，以及落户条件等真正挂钩，提高其含金量，使其成为技能人才获得体面岗位的必需途径。对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应建立技能人才落户的绿色通道。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提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设技工大国”的建议，在她看来，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要解决目前我国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不仅要在办学和教育培训上下功夫，更要从技能人才的使用和激励政策入手，要建立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将职业教

　　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

　　吕薇说，由于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行政审批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培训是由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组织，证书也是由政府颁发。因此，职业资格认证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

　　“一方面，执业资格过多，人为抬高创业就业门槛和限制;有些机构借机敛财，不管质量，拿钱颁证等。另一方面，制造业需要的一些技术工种又无人认证。十八大以来，开展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国务院先后取消了300多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吕薇认为，取消行政审批的职业资格认证，并不是否定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本身。放权不是不管，而是要解决由谁来管、要怎么管的问题。吕薇认为，应有破有立，通过简政放权和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吕薇说，目前由于缺少细分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我国一些制造业需要的稀缺技能人才难以获得职业资格认证，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和政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有些地区落户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特别是要满足政府规定的学历和证书等人才条件，在一些制造基地，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学历和技能证明，很难落户。

　　同时，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行双元教育，需要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做实践课的教员。而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教育部颁布的教师资格证才能在课堂上教学，因此，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证书，不能按正常渠道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课、领取薪酬，学生也无法拿到学分。随着简政放权，一些政府管理的职业资格认证取消了，但是社会上合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又匮乏。

　　科学设置职业资格规范实施资格认证

　　因此，吕薇认为，要尽快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科学设置职业资格，依法监督，规范实施资格认证。对此，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明确职业资格认证的重要性和定位。将严格有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工匠精神，调动技能人才积极性的一项重要制度，纳入国家人才管理体系。职业资格认证是职业教育的延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互促进。

　　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加快研究新形势下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规范。首先，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的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的法规和政策。

　　三是增加社会的参与度。鼓励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行业组织担当起职业资格认证的职能，加强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认证标准与产业和企业需求的联系。可以先在一些制造业集中的重点地区开始试点，培育合格的专业化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完善制度建设，逐步推广。

　　四是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标准体系，加快补齐和适时调整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准和程序。由行业协会组织企业，根据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及职业教育、就业和提升等各阶段的需要，制定多层次的职业资格认证标准，进一步完善认证程序。

　　五是将经过职业资格认定的技能型人才纳入人才管理的范畴，加大对技能人才的激励，提高其社会地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就业准入、劳动报酬、晋升机会，以及落户条件等真正挂钩，提高其含金量，使其成为技能人才获得体面岗位的必需途径。对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应建立技能人才落户的绿色通道。在今年全国两会上，全国人大代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技术经济研究部部长吕薇提出了“关于加快改革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建设技工大国”的建议，在她看来，我国建设制造强国和产业转型升级对提升劳动力的技能和素质提出了新的要求。而要解决目前我国技能人才短缺的问题，不仅要在办学和教育培训上下功夫，更要从技能人才的使用和激励政策入手，要建立技能人才的职业上升通道，将职业教育与用工制度挂起钩来。

　　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吕薇说，由于我国的职业资格认证成为行政审批的一部分，相当一部分职业资格认证考试、培训是由政府或政府下属机构组织，证书也是由政府颁发。因此，职业资格认证领域出现了一些乱象。

　　“一方面，执业资格过多，人为抬高创业就业门槛和限制;有些机构借机敛财，不管质量，拿钱颁证等。另一方面，制造业需要的一些技术工种又无人认证。十八大以来，开展行政体制改革，政府简政放权，国务院先后取消了300多项职业资格许可和认定事项。”吕薇认为，取消行政审批的职业资格认证，并不是否定职业资格认证制度本身。放权不是不管，而是要解决由谁来管、要怎么管的问题。吕薇认为，应有破有立，通过简政放权和改革，借鉴国际经验，尽快建立健全多层次、多元化的高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

　　吕薇说，目前由于缺少细分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我国一些制造业需要的稀缺技能人才难以获得职业资格认证，不能享受应有的待遇和政策。根据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公共管理与人力资源研究所的一项调查，有些地区落户需要满足一系列条件，特别是要满足政府规定的学历和证书等人才条件，在一些制造基地，企业急需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学历和技能证明，很难落户。

　　同时，由于我国的职业教育实行双元教育，需要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做实践课的教员。而有关法律规定必须有教育部颁布的教师资格证才能在课堂上教学，因此，一些有丰富经验的技能人才因为没有证书，不能按正常渠道为职业院校的学生上课、领取薪酬，学生也无法拿到学分。随着简政放权，一些政府管理的职业资格认证取消了，但是社会上合格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又匮乏。

　　科学设置职业资格规范实施资格认证

　　因此，吕薇认为，要尽快构建国家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科学设置职业资格，依法监督，规范实施资格认证。对此，她提出以下建议。

　　一是进一步明确职业资格认证的重要性和定位。将严格有效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作为提高劳动力素质，培养工匠精神，调动技能人才积极性的一项重要制度，纳入国家人才管理体系。职业资格认证是职业教育的延续，是其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相互促进。

　　二是政府有关部门加快研究新形势下的职业资格认证体系框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规范。首先，明确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其次，根据产业转型升级和市场的需要，进一步细化和完善职业资格认证的法规和政策。

　　三是增加社会的参与度。鼓励全国性行业协会和地区性行业组织担当起职业资格认证的职能，加强人员培训和业务指导，提高认证标准与产业和企业需求的联系。可以先在一些制造业集中的重点地区开始试点，培育合格的专业化的职业资格认证机构。及时总结经验，发现问题，完善制度建设，逐步推广。

　　四是建立以能力为基础的职业标准体系，加快补齐和适时调整职业资格认证的标准和程序。由行业协会组织企业，根据制造业转型升级的需要，以及职业教育、就业和提升等各阶段的需要，制定多层次的职业资格认证标准，进一步完善认证程序。

　　五是将经过职业资格认定的技能型人才纳入人才管理的范畴，加大对技能人才的激励，提高其社会地位。将职业资格认证与就业准入、劳动报酬、晋升机会，以及落户条件等真正挂钩，提高其含金量，使其成为技能人才获得体面岗位的必需途径。对一些制造业集中的地区，应建立技能人才落户的绿色通道。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楚。但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却让农民工在城里待得住、留得下、做得好、过得去的最为关键因素。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在城里安居乐业，把这儿变成新的家乡。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楚。但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却让农民工在城里待得住、留得下、做得好、过得去的最为关键因素。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在城里安居乐业，把这儿变成新的家乡。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楚。但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却让农民工在城里待得住、留得下、做得好、过得去的最为关键因素。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在城里安居乐业，把这儿变成新的家乡。

　全国政协委员、原人社部副部长、国务院农民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杨志明在接受采访时透露了一个数字：2016年2.82亿进城农民工中，有200万人返乡创业。杨委员是带着赞赏和表扬的口吻说，这200万返乡创业的能人，是带着一定的资金、技术、营销渠道、办厂能力以及最重要的乡土情感返乡创业的。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楚。但这样的职业技术教育，却让农民工在城里待得住、留得下、做得好、过得去的最为关键因素。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在城里安居乐业，把这儿变成新的家乡。　　在当下“城乡二元分治”依然严峻的局面下，总体来说城里更好创业，市场比乡下更广阔。相比较2.82亿进城农民工来说，200万还是太少了，不愿意回去的还是绝大多数。

　　不回去如何发展?杨委员还说了一个数字：2016年，有1000万农民工由普工成长为技工，其中还有100万成为高级工。就是几个极为简约的估计数字：1000万、100万以及200万。这跟我国一直粗放式地对待、管理、服务所占总人口四分之一农民工的模式一脉相承。

　　近3亿人里，一年培养出1000万技术工人，其中多少是自发成长、自学成才的，有多少是企业自觉为社会、为国家做贡献主动培养的，又有多少是国家拿出财政资金有组织、有系统培养的，估计很多人都不大能说清

　　国家应像保障义务教育阶段经费一样，保障农民工群体的职业技术继续教育经费。帮助他们提高谋生能力，早点